张爱玲是一直自称自己是写“通俗小说”的。

她自己也特别喜欢俗世的热闹，比如黄昏从阳台往下看电车，看炊烟。

她笔下的人物也多是上海底层人物，很少中产阶级或大富人家。

她很清楚，通俗小说要有故事性，戏剧性。

她写道：“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

她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

她当然知道，读者阅读她的通俗小说所得到的乐趣，就是建立在别人的冲突、磨难和麻烦上的。

尽管如此，她的小说却从来没有落入过“煽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俗套。

这是因为张爱玲深知，一个通俗小说作者可以迎合读者的心理，却未必一定要处处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

且看她怎么说：“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些别的。”

奥妙全在于“一些别的”！

一些别的什么？

有人说是她独特的语言，有人说是她刻画人物的心理深度——

都对，但不尽然。

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的态度和价值观。

熟悉张爱玲文字的都知道，她的文字后面老是躲着一个万能的“叙述者”，冷不丁地要跑出来说几句，把无生命的事物拟人化，又把活生生的生命物质化。

这叙述就是作者的态度了。

且这样的叙述总是很有感染力，你信了她的叙述者，就已经信了她的人物和故事了。

我曾经说过，胡兰成的文字魅力是让你不得不先掏空自己、洗净自己再去接受他的“桃花之静”；

那么张爱玲的文字魅力则是直接点起“迷魂香”，让你于云里雾里直接窥见“乱世之美”。

说到价值观，身处乱世的张爱玲很可能是最现实主义的了。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

现在大家都说“活在当下”，几乎要说烂了，但有谁能有她那么透彻的。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不相信“进步主义”，不相信“明天会更好”之类的屁话。

因此也就不会落入什么“忍”啊、“韧”啊、“坚持”啊、“努力”啊、“终成正果”之类的泛宗教的“俗套”了。

当然，她也决不是只信“缘分”、“听天由命”、“随波逐流”的无所作为论者。

她笔下的人物都不是英雄，但既然承载了时代，就认真活着，活出自己的传奇来。

而我们眼下的通俗文艺，除了迎合，还是迎合，哪有什么“别的”！

正是因为没有“别的”，哪怕只是“一些”，我们的通俗很快就变成了低俗、恶俗。

何以会这样？

张爱玲说，“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

说的太对了。

而我们呢？其实是只要做到上头认为不低俗就行，哪里有空去考虑什么受众的感觉。

结果是早就定下来了的：

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更不把你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