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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2009 日有所思
我一向是个多梦的人。 从入睡的第一分钟起直到醒来，从不间断，就象一部电视连续剧。
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记得梦的全部细节，有时候不行。 现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只要眼睛一睁开，就会忘了个干干净净。 至多能记得最后一个镜头。
今天的最后一个镜头是： 我在一个大庄园里，在一本羊皮做的本子上面记事，口中还念念有词。 记的是庄园里孩子们的过错。 突然，笔尖划破了羊皮，怎么也写不成字了，一着急，醒了。
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还真说对了。
这两天的枕边书是《红楼梦资料汇编》，心寄大观园了吧； 而上床翻书之前偏偏又在网上搜了好一会儿苏格拉底，于是变成了羊皮纸； 明天有一个项目的文案要向上汇报，念念有词便是预习了吧； 而今天要帮着去看一个年轻人做的电视样片，挑刺找茬在所难免； 哦，对了，昨晚在超市付账用的是OK卡，收银员让我签字，但那支笔怎么也流不出水来，便狠狠地划过几道。
这本来也没什么。 但若做梦也做得如此急功近利，做人显然就并不够潇洒。 还是有焦虑，心里存不住事。
还要修炼。
21.11.2009 让我们回到天地之始
“买到了！” 昨天深夜一回家，打开电脑，就看到了风情小友在MSN上给我的留言。 终于买到了，而且比我想象的要快，不禁心生感激。
因为这是一本辗转买得的《胡兰成：天地之始》。 此书原是台湾学者薛仁明的博士论文。 他大学毕业后，十几年来，在台中乡下教书之余，便是读胡兰成。 突然想到要重返校园，便以胡兰成为研究对象。
薛仁明是海内外华人中第一个正面阐述胡兰成的学者。 连没有大陆学者止庵那种“不应以人废言”的辩饰，竟是既不废言，亦不废人，是怎样就怎样。 这独一份的勇气如何了得！
此文的答辩阵容也狠是了得：
一、指导教授林谷芳先生（台湾著名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 二、倪再沁老师（曾被誉为台湾美术界“第一健笔”） 三、李纪祥老师（佛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人文学院院长）
林谷芳先生还特意邀请了朱天文女士来旁听。
评委最后打出了94分的罕见高分。 还一致认为，此文可以直接作为博士论文，仅作硕士论文太奢侈了。
网上有此文的《序论》部分，通读一过之后，已觉字字珠玑。 顺手摘录一二，以飨同好。（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一）
从高中时代开始，笔者似那忧天的杞人，每为身处工业革命后之现代社会而心焦神灼：厌烦于污浊喧嚣；伤痛于人世情意之荒失；也惶恐着眼下这无明的物质社会狂奔竞逐，终将毁灭文明之良善与人类赖以生存之自然环境。于是，忧思ㄔ亍，不得其解，如是多年。 其后十多年，为解心中困惑，遂走入传统文化，也见到民间活泼之生机。但直至十年前，读了胡兰成《今日何日兮》中“世界劫毁与中国人”一卷，才算真正清朗豁然。犹记得彼时读《今日何日兮》，边读边诧异，“怎么多年的心事，被这人三言两语就都说破了呢？”读罢，无喜无悲，只觉乾坤荡荡，一切历然。
这篇论文写的是胡兰成，但也是笔者个人自身之反省。关心的焦点，是如何将“过度”复杂、也“过度”庞大的胡兰成，进行一种相应式的陈述；另方面，也试着疏理对胡爱憎两极之现象，以及个中原由。但说到底，全文最关切的仍是，从笔者高中时代就耿耿于怀的世界劫毁，以及延伸而来的个人和民族的修行问题。笔者与胡兰成最相应处在此，全文着力最深处，自然亦在于此。
（二）
初读《今生今世》，赞叹其言中国民间之生机盎然，鲜有人能比，果真如唐君毅所言；今再读《今生今世》，更觉得是一部修行之书，胡兰成以其一生之修行与历经数千年集体修行之中国民间相互应证，可称为求道者之言。
《今生今世》是一册修行书。 胡说道，历史是民族的集体修行。胡看任何事，都不离修行；历史、政治、学问，皆然；若脱离了修行，凡百之事，皆成造作，都难免异化。
胡又不同于以新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护卫者，更迥异于“国粹派”，他对宋儒批评强烈，认为中国文明早已朽坏于宋明儒者，他跨越宋儒，以汉唐士人为格局，进而上追先秦，与孔孟老庄揽臂而游，再力溯易经、伏羲、新石器文明，勾勒出中国文明之始。
任何关心中国文明重建者，都不应轻忽胡氏的“一家之言”；所有痛切于当代文明弊病者，也不该小看胡对西方文明的穿透力。
胡晚年撩开西方文明表面的强势，直指其核心的病灶，溯及古代巴比伦的奴隶制度，指陈其正因执于色、昧于空，只知有、不知无，更因理论学问执于抽象，而不知理论必须具象化，其「学问」遂沦为抽象的戏论，故而凡百造作皆成虚妄。
（三）
胡兰成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留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 另有一段类似的话。胡兰成晚年流亡日本，其书艺名震扶桑，川端康成便许为当世日本无人能匹敌；客观与否，也暂且不表；胡却又言道：“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做得善书者。” 胡兰成既不肯只是文学家，又不肯只是书法家，他曾说“一艺易致，大道难闻”，他真正自期的，毋宁是个“求道者”；求的正是庄子天下篇所说，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内圣外王”之道。
乍看胡书，每狐疑此人懂不懂书法；初看胡字，总也纳闷这人会不会写字。盖其许多笔法“违背”了、其实是打破了既定的法度，胡常将点画处理到“点画之初始”。迥异于部分前卫书家屡屡将书法推到书法与绘画之界际，胡则将字回归到“书法之始”。
其文之精神气度，实则上承晚周诸子；文体颇似庄子、史记，层层叠叠，摇曳生姿；笔法汪洋闳肆，文气纵横；行文夹议夹叙又抒情，……句法参差错落，每有文法错误，是无心，亦有意；又文不避流畅，亦不忘生涩，彷佛立于文章之始。
七绝 记事口占
人约黄昏地铁旁 醉虾还数刘家香 若非风雨晦如昨 窗外案前两月光
19.11.2009 章诒和：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ZT）
2009年10月31日，我刚由乌鲁木齐返回北京，就得知歌手陈琳自杀的噩耗。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她就是我认识的“陈姑娘”。 看到报纸刊出的照片，无可回避了，亡者就是陈琳，就是我的陈姑娘了。
除了陈琳的前夫沈先生，几乎没有人知道我认识她，且是朋友。 几天后，沈先生发来短信，说希望我能在她的追思会上讲几句话，让它随着歌声飘入天堂。 我回复道：我会以文字的方式来表达。
从死讯传来至今，我的心一直很不平静，很想写两句。 是悼亡，也是写给自己的。 因为，死是所有人一致的归宿，早晚而已。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到望京小区看望由重庆来的学者王康。 客人太多了，多到谁也不认识谁。 夜幕降临，大家围坐在几乎望不到尽头的长桌吃饭。 突然，一个年轻女士把众人排开，一定要挤到我的旁边。
她坐下了，微笑着自我介绍：“我叫陈琳。” 这名字太平淡了，平淡到和她身上那件白布衬衫一样。
旁边的主人做补充：“陈琳是流行歌手，挺有名气的，我们重庆人。” “我叫章诒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章老师，我知道你。读过《往事并不如烟》，多好的书哦！”
吃惊不小，一个流行歌手能读罗隆基，看史良，琢磨储安平？ “真的吗？我非常感谢。” 说罢，埋头吃饭。 只顾和王康说话，便也不怎么注意她。
没几分钟，我发现陈琳的位置空了，人呢？ 毕竟我和剧团、戏班打过多年交道，知道演员的情感状态。 我放下筷子，跑到卫生间。 果然她在那里，把脸埋在盆池，用手不断撩着自来水，冲洗自己的眼睛。 她在流泪，在痛哭—— “陈姑娘！”我轻轻地叫着。
回转身，眼里挂着泪，脸上全是水，非常可爱。 她说：“啊，陈姑娘，多好听！章老师，你以后就叫这样我吧。”
之后，她向我解释，自己喜欢哭。 高兴，要哭；难过，也要哭。 现在哭，是高兴，因为意外认识了我。 我说：“你太年轻。成熟的艺人，都不这样。” “我不年轻，都三十多岁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餐桌。 重庆的菜，太辣。 我能吃的只有放在眼前的油炸花生米。 不一会儿，手机响了，临时有事。只得匆匆告辞。
等电梯的时候，陈琳跑来，说：“章老师，能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吗？” 就这样，我们手机短信频繁。 她一天能发送十几条，每一条的落款都是：陈姑娘。
一天，陈琳来电话，说：要送我一件小东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她亲手做的。 一下子懵了——自失去所有亲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我最喜欢的？ 我们约定在友谊商店的咖啡厅碰面。 陈姑娘来了：旅游鞋，运动服，布挎包，墨镜，素面，短发，任谁也猜不出她是个有些名气的歌手。
她说，自己早到了，不过是坐在汽车里等我。 我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她只喝矿泉水。 话没说上两句，她就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打开口袋，取出一个日式小陶碗。 双手递到我的眼前，说：“章老师，你打开看看吧。”
揭开碗盖：五香花生米，装得满满的。 顿时，我联想起在望京小区餐桌上，只吃花生米的情景。 “陈姑娘，你这样用心，我该如何谢你？”
后来，我拿一条英式图案的丝巾以为回赠。 她闹起来，说礼物太贵重，自己所赠不过是一碗花生米罢了。 因为不公平，是绝对不能收的。 不容分说，我把丁香紫颜色的围巾绕在她的脖子上，让她自己去照镜子。 说：“不好看，管保退货。” 她乖乖地去了，笑嘻嘻回来。红着脸说：“真好看呢。”
再有名气的演员，其内心都极其脆弱，不堪一击。 婚姻的破裂和事业的艰难使陈琳不能自拔。 何况，艺人从来都是掩盖真实的自我，而把笑脸、身段、歌喉以及所谓的光鲜、轻松、快乐，抖擞出来。 我很感动，她性情率真，称她为姑娘，是叫对了。
我们多次在咖啡厅碰面。 陈琳送我的光碟，里面是她的演唱专辑。 她还告诉我，在学习英文，幻想着能去美国专门学习流行音乐。
自打听说我是一个人生活，陈姑娘就一百个不放心了。 天天短信问，我早餐吃了吗？午餐吃的是啥？晚餐准备好了吗？ 我被盘问的像个罪犯，一日三审。 一天，她打来电话。 说，马上开车来接我，家里炖了一锅鸡汤，鲜死了。
她把丈夫介绍给我。 沈先生很客气，将华丽敞亮的客厅让给我俩聊天，自己则躲进书房去了。 家中的摆设，简单却不失精致，角落里有高尔夫球杆、网球拍。 我觉得，陈琳的生活过得已经很爽了。
不久，在无意中得知我的脚“崴”了。这下子，她比我急。 非拉着我上她家去住几天。 说，有个好按摩师等着呢！
一次，我们谈到子女对待父母的问题。 她讲出自己多年的苦恼。 我说：任何父母都是有缺点的，甚至是过失。 但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而孝敬老人则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
所谓孝敬也很简单，比如，你看到重庆明天的天气是40度，能不能打个电话问候家人，碰见大风大雨，能不能打个电话，提醒关好窗户。 其实，父母要求子女的并不多，一声问候，就足以让他们眼泪汪汪。 陈琳很快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但是，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她同样也关心我。 只要北京刮风，下雨，高温，陈姑娘的短信就来啦：关上窗户没有？衣服穿暖了吗？煮绿豆汤没有？ 有一天，陈琳打来电话，让我猜她在干什么。 我说，你太难为人了。 接着，她不无得意地说：“母亲病了，我在医院陪伴呢！”
2006年，我送给陈琳刚出版的《伶人往事》。 读后，她对我说：“和过去的艺人相比，我很知足了。但是在技艺方面与老前辈相比，那差得太远、太远了。我今后会努力，要把歌唱得更好。” 我问：“怎么才算好，标准是什么？票卖得好，就算好？上了央视，也算好？还是获了奖，就是真的好了？”
一连几问，她沉默了，表情变得很复杂，困顿又茫然。 我知道陈琳有四川清音和扬琴的功底，于是，鼓励她走自己的路。 我说：“戏曲段子，你就是再不会唱，也比半男不女的李玉刚强三分。” 她说，自己现在也有点喜欢京剧了。 我建议她先学梅派。 没几天，她就在电话里给我唱“贵妃醉酒”，毕竟受过专业训练，一出手，就像那么回事。 但是，她不时尚，既赶不上选秀的“超女”，也拼不过阴阳“怪胎”（注：不是指专业男旦）。
人生的痛苦，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的失败，而是他人无端的成功。 我甚至觉得鼓励陈姑娘上进，乃是绝大的错误。 因为一个非顶级的歌手，越是有雄心，就越艰难，并潜伏着覆没的危险。
今天也不同于“万恶的旧社会”了，从前的戏班子，演员按头牌，二路，三路顺序排列。 现在，管你是大姐大，还是黄毛丫头，都站在第一排，竞争残酷，甚至不择手段，使出台下功夫。
我也有对不住陈姑娘的地方。 一次，她打来电话，正逢我与别人商谈事情。 有些不耐烦的我，对她说：“你能不能先说到这里？” 旁边的朋友插话，问：“什么人？” 我说：“一个歌手。” “你还认识歌手？！”对方惊呼。 我大概忘记关手机，陈姑娘肯定听见了。 因为好几个月她没理我。 她该生气！
陈琳的热情如滚开的水，纤弱如纷飞的絮，温柔如缠绕的藤。 一旦迎面扑来，叫你猝不及防。 她急切地需要把爱分送给朋友，也急迫地需要被爱。 在今天这样只讲利益的社会，陈琳的多情就非常令我担忧。
我们从来不谈婚姻爱情问题，恰恰她的危机就发生在这里。 陈姑娘匆忙再婚，我吃惊不小。 我觉得她不是在重拾爱清，而是在寻找依赖。
离婚后的陈琳，害怕孤独与寂寞。 于是，寻找新的爱情，便成为她自我逃避的方式。 应该说：因害怕孤独寂寞而去恋爱、通过别人以求得安慰是当代青年的一种十分常见的心理。 没想到出道多年的陈姑娘也这样做了，把自己的幸福和未来都装进了婚姻。
而依赖，很可能就是被利用或彼此利用。 这是最危险的！ 难怪有人说：爱可以拯救，也可以毁灭。 问题是当陷入爱情的时候，狂热中你能分得清是拯救还是毁灭？
果然，婚后没几天，陈琳与丈夫就产生尖锐的冲突。 激情消退，大梦方醒，她赠房、赠车的种种慷慨，都成为证明自己愚蠢的注脚。 草率又失败的再婚，使她感到无比的悲愤和羞耻，这段时间，她几乎中断了与好友的一切往来。
再有名气的演员，其内心都极其脆弱，不堪一击。 婚姻的破裂和事业的艰难使陈琳不能自拔。 何况，艺人从来都是掩盖真实的自我，而把笑脸，身段，歌喉以及所谓的光鲜、轻松、快乐，抖擞出来。 他们那种无法向外人道来的凄凉、困顿、苦情和无奈，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下于打工仔。 加之，陈琳性格内向又倔强，苦撑门面，苦水自咽的生活，就使得她格外痛苦了。 一切都有限度，超过了限度，陈琳决定撒手！
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初冬的夜晚，陈琳做了自我了断，从九层高楼纵身跳下。 陈姑娘把歌唱到黄泉路上，把爱弄得血肉横飞。 离世的时候，她结婚刚刚三个月，这也使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年轻的岁月。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等待着那最后孤独。” 万不想，陈琳成名曲中的两句歌词，像谶语一样应验了。
死亡是她最后的歌，也是最绚烂的花朵。 此刻，外面飘着雪，路灯幽暗，我的心特别凄凉。
（2009，11，9于北京守愚斋）
PS：章诒和乃章伯钧之女。著有《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 另，我很喜欢陈姑娘的《爱就爱了》，一直保留在MP3里。
18.11.2009 玛依诺尔
有朋自天山来，赠我雪莲。 于是有餐叙。 其间，他接了个电话，看得出是一个让他狠愉悦的电话。 稍后他转述，电话那头说，古尔邦节快要到了，她将穿着新靴子过节。 她就是玛依诺尔。
3个月前，素昧平生的他们在劫后的迪化大巴扎相遇。 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维族女店主，一个是前去维稳的汉族COP。
（迪化的大巴扎清真寺）
最早的对话以最寻常的方式开始。 “哎，那天你在哪儿呢？” “我在家。” “还好，这里那天也狠乱吧？” “可不是嘛。” “唉，怎么会这样。” “其实，我们是不想乱的。我们是做生意的，以前在这里，每天一千块钱是好赚的，可现在呢，两三百也难啊……” 接着，便是一大滩苦水，但她的话语里透着朴实，没有做作。 作为倾听者，除了职业的专注而外，他脸上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别的表情。 “……你可别不信哪，你瞧瞧我脚上，还穿着旧靴呢，早想买新的了，可是……” 说着说着，旁边也有些人围拢来。 临走时，他说，“这样吧，我帮你买双靴子好了。” 他还问了她的脚码，38吋。 即便如此，当然没有人会把这当一回事。
大巴扎的人气恢复得不如想象中的快。 据说很多迪化的汉人依然有些后怕，想去而不敢去。 出租车司机听到要载人去大巴扎，据说有的也老远就停车放客了，让人自己走进去。 但是，来来往往的朋友还是狠有一些的，买纪念品，还得带他们去大巴扎。
一个多月后，他又带着朋友去大巴扎。 所谓“一回生，两回熟”，当然带到玛依诺尔的店铺去。 他当然没有空手去，那双38码的女靴，放在他宿舍里已经好多天了。
他给她，他看得出她狠高兴。 跟上次一样，说着说着，旁边有人围拢来。 他觉得旁边人的目光有些异样，而且嘿嘿的笑得不那么自然。 他要她解释。
玛依诺尔眼里放出光来。 她说，“上次你走后，大家都跟我打赌说，那绝对只是一句普通的安慰话而已。 “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傻傻地辩护说，你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辩护，而且越辩越肯定。 “今天，哼，他们都输了呀。”
她一定要请他去家里吃一顿饭，他当然一口应允。 那天，来了狠多人，沾点亲，带点故的都来了。 她后来告诉他，因为大家都还是有点不相信，一定要来看看活生生的他。 她亲手下厨，做羊肉抓饭，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正宗的维族菜。 听起来就像一句废话。
她哥哥对他说，你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 我有狠久狠久没吃到我妹子做的菜了。 玛依诺尔有着一手好厨艺，可自从开店忙生意之后，竟没再好好做过呢。
玛依诺尔当然没有忘记，要问他一声为什么。 他说，做人只要真诚，其实任何什么都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阻隔。
（巴扎，维语即集市。）
ps：以上照片均系老叟2004年9月所摄。
15.11.2009 答OD问
OD小友的留言写得很好，温润而不失锋芒。
很多地方，其实我们并无二致。 比如，她说，“至于后面对巴黎留学的回复，这两种声音都很真实可贵却又都不完全——加在一起或许便接近一个真实巴黎。” 我把它们都抄录下来的初衷亦是如此。 而且，将拙文命题为“这一切，都太中国了”，原意就是，谁也代表不了中国，那么多声音加在一起或许更接近一个真实的中国。
关于国人的“太过敏感”，其实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再说就失之宽厚了。 所以，我倒很愿意采用搜罗些“史话”的做法，就像前不久我对“放倒钩”和“睡衣上街”这两个所谓的热点那样。
我也先来引一段OD小友的原文：
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爬坡（？） 而国外对国民的素质评价比对中国最困难时期出去的留学生评价要低许多。 是因为门槛降低令出国人员平均素质降低？还是因为49-89年间发生的事情残余影响？
首先，要解释的是，中国1980年代起的“爬坡”，主要是国家和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是物质的“爬坡”。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陈丹青的论断：中国这60年，前30年是“强”，后30年是“富”。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我们在1964年就拥有了原子弹，让当时的美苏两家都有所顾忌。 否则的话，我们后来是自主地改革开放了，还是“被”改革开放了还不好说呢。
其实民间也有共识。 那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嘛：我们先怎么怎么“站起来”，再怎么怎么“富起来”。 若不强大，又怎么站得起，站得住？！
如果这一点在理，那么，因为“富起来”而走出去的国人反而遭遇低评价，就不新鲜了。 我们不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为它们的历史都不长。 而且在欧洲人眼里，那些都是他们的流放地，新大陆。 我们就来说说高傲的欧洲。
在欧洲人眼里，二战以后，第一个恃富傲世，遭遇低评价的是美国赤佬。 他们仗着二战不在本土，靠为同盟国提供军火而大发战争财，然后拿着欧洲人的银子消费欧洲。 他们一度是最阔绰的游客，几乎所有的欧洲奢侈品都被美国赤佬买走了。 更何况，去欧洲旅游甚至去欧洲定居，也是当年美国家庭“有苗头”的标志呢。 美国赤佬当年在欧洲的“形象”也狠差，走起路来据说也趾高气扬的。
取美国赤佬而代之遭遇低评价的，是日本赤佬。 他们不但也是新一代最阔绰的游客，也扫荡欧洲的奢侈品，还来欧洲留学。 留学也不好好留，学嬉皮士，抽大麻，甚至主动卖淫的，大有人在。
日本赤佬不但消费欧洲，还消费美国呢。 我还记得是1980年代初吧，《时代》周刊有一期封面给了一幅明显丑化日本人的漫画。 一个呲牙咧嘴的日本赤佬穿着和服，撑着纸伞，弯着腰在跳舞。 现在在网上还能搜到这幅画。 由此可见，当年日本赤佬在海外的“形象”也不咋的。
又取而代之遭遇低评价的，据说是台湾同胞。 他们一度也是欧洲最阔绰的游客，什么贵就买什么，买宾士（benz）、XO如同大白菜。
同样是亚洲“四小龙”，倒是很少听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游客在欧洲有恶评。 也许它们人口少，也许与它们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有关吧。 这或许也是台湾人会被叫做“台巴子”的缘故呢。
这么一铺陈，问题就很简单了。 借问，如今谁是欧美“最阔绰的游客”了呢？
即便如此，似乎我们大陆去的华人总是更不被待见的。 要说原因的话，当然有很多。 由于篇幅的缘故，我在这里只说一个客观原因和一个主观原因吧。
这个客观原因其实OD小友已猜中大半： “还是因为49-89年间发生的事情残余影响？”
我的回答是，那是一定的。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去年春上的火炬事件。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不友好？平时大家不是处得蛮好的嘛。 不必讳言，意识形态分歧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试想，奥林匹克100年，只在西方眼里所谓的“极权国家”举办过两次。 第一次是1980年，在前苏联的莫斯科。 第二次就是去年。
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曾遭遇被抵制。 表面上的理由是，前苏联头年年底入侵阿富汗。 事实上，在所谓的这样的国家举办奥运会，就是有人要不高兴的。 美国、日本、当时的联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公开号召抵制，最后有将近40%的成员国，总共66（!）个国家没去。 不用说，很多小国恐怕是慑于淫威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年也抵制了，为了同一个理由。 要不然，中国女排完全可以提前一年夺冠，袁伟民、郎平、孙晋芳等也可以早一年扬名天下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四年后，奥运会移师美国洛杉矶。 前苏联当然要以牙还牙，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有19个国家和地区：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 朝鲜、古巴、埃塞俄比亚、匈牙利、伊朗、老挝、蒙古、波兰、前民主德国、前捷克斯洛伐克、前苏联、越南、民主也门、利比亚、安哥拉和上沃尔特。 除了中国，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抵制了。 联系到去年火炬在俄罗斯的那个顺畅，历史往往是很值得玩味的吧。
当然，后来由于国际奥委会的调停，“抵制”被彻底抵制了，并写进决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参加奥运会的成员国越来越多，主要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国际奥委会的努力和各成员国的共识，与举办国的关系实在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终于，奥运会又要在所谓的这样的国家举办了。 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人又不高兴了，支持或怂恿某些人出面添乱，其实纯属正常。 老实说，没有人反对的事情才很可能是怪事一桩。 我们的思维在“举手鼓掌一致通过”的暴风雨般的洗礼之后，实在很难不“太过敏感”。
换位思考一下。 明年我们的广州要举办亚运会了。 假设亚奥理事会一不小心，把主办权给了柬埔寨。 然后火炬传递还要通过海珠大桥，一帮柬埔寨的打工仔早早地拿着旗帜在那里欢呼，而你恰恰不幸又是一个广州市民，你的心态能做到狠狠平和么？ 连一句不屑的话也不自言自语，连一个不会被人看见的不屑的眉眼也不瞥么？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都是时代的人质。 你可以痛恨极左，诅咒文革，但在外人面前，那就是你的外衣。 你要担当。 而且最好是默默担当。 因为一解释，就等于说，我原本不必担当。显出懦弱来。
最后来说说主观原因。 尽管美国、日本、台湾以及后来的什么人都曾经是欧洲豪客，但别人多有反省。 他们都把文明的标准放在民族的标准之上。 陋习永远是陋习，不会因为“富起来”就可以被原谅。
而我们呢，国内的自我反省凤毛麟角不算，推波助澜的倒不少。 那张《环球时报》，视角和观点永远是那么的偏，是铁了心要把我们“报喜不报忧”的优良传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了。 去年，连外交部的副部长都说“大声喧哗”是习惯，不必改；华尔街的铜牛也没什么不可以骑的。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的人民包括留学生是很容易被“宠”坏的啊。
说到底，文明是自我修行的结果，国家形象是全体国民自我修行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象不是想树立就能树立得起来的。 我们个人只能做到以下两条：
一，自己要修行； 二，不要把我们容忍的说成是我们赞许的。
就说这些，请OD小友及众M友指教。
OD小友的留言（zt）
这恐怕是我开博以来所见到过的最长的留言了。 所以，我必须将之转成正文。
作者说，“上面几段话反复斟酌更改了许久”，我看出来了，因为将近1，000字的小文里，没有通常网友因即兴而留下的任何如谐音一类的笔误。 认真可得100分。
至于看法，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更何况，作者已经有了不短的“呆在外面”的经历了。 全文如下：
其实我是想说，许多国人已经太过敏感了，这种敏感是内外比对的长久的折射和长时间仰视之后的自我保护。 如何自信但不自傲，自省却不自卑，分寸很难拿捏。
也说说拙见，就只说作者原文：
他还宽慰我说他们法国人也玩牌的。 走近一看，天，一帮中国人，在宁静的公园里，高声讲着中文、甩着牌张……
“天(OMG)”的感叹让我看了有些不舒服。 用宁静和高声的比对也有些主观的色彩。 ——草坪的属性本不必是宁静的，我觉得这个属性不以周遭人行为为转移—— 作者写到这里不免有些小题大作，莫非他的潜台词（还是从“天”这个感叹揣测的）是应该悄声用法语躲在喧嚣的地方打牌么？ 而且宽慰两字的运用他必然是有一种羞愧心理的吧？ 所以，如果第一眼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也会先皱下眉毛。
至于后面对巴黎留学的回复，这两种声音都很真实可贵却又都不完全——加在一起或许便接近一个真实巴黎。 我觉得留学生一切或偏激或热血的行为来源都只是对身份认同的强烈渴望（都是面临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年龄）。 这种强烈渴望（神经越细腻也许越容易）会带来些许不良反应，有些转变成自我保护的敏感，有些转变成崇洋媚外的谦恭。 至于这篇文章作者有的是“知耻近乎勇”还是“知耻近乎移民”先打个问号哈。
由此联想到中国留学生形象树立的剪影。 历史学得很不好，1840年之后中国国情全面下滑（？） 但二十世纪初左右有机会留学的人在国外受到的礼遇却让人神往，他们身上飘逸的自信自省的风度也着实令人钦佩。
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爬坡（？） 而国外对国民的素质评价比对中国最困难时期出去的留学生评价要低许多。 是因为门槛降低令出国人员平均素质降低？还是因为49-89年间发生的事情残余影响？
贸然揣测，20年之后的孩子再出去，代表的平均国民素质应该会有一个更大的提高，就像我身边的这一带对比二十年前出去的“前辈”一样。
也许，礼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真的只是随着成熟系数变化的时间问题。 我们都是催化剂，而这篇文章和现下的回复都是社会发展用它“看不见的必然”为动力促成的。
也用一句被用滥的海明威的话做结尾啦，“生活是美好的，它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我只相信后半句。” 生活一词或改为中国社会便足以表达我的意愿了。
上面几段话反复斟酌更改了许久，读叟先生的文一如既往是段心路历程，受教。
注：这是在拙文《这一切，都太中国了》之后的留言。 参看原文及其他留言请点击http://bigpupmkins.spaces.live.com/blog/cns!3C098CDF5953F7D1!19372.entry。
13.11.2009 雨打落叶
昨日入园散步，见水中落叶飘零，便拍了几张。 一时也不知配何文字，集句一绝吧。 为录出。
凉风起天末（杜甫《天末怀李白》） 霜叶一时新（白居易《和杜录事题红叶》） 几处随流水（修睦《落叶》） 飘零似客心（孔绍安《落叶》）
雨后一片萧索
叶落果然归根
12.11.2009 That is it!
泪流满面。
修罗看完回来说：“老豆，我真没用，MJ把我弄哭了，到最后甚至是抑制不住的抽搐。” 我想我毕竟是她老豆，总不会也那么没用吧。 但是—— 还是泪流满面，从头到尾。 That is it.
片名之前的那段采访，终于让我知道，什么才叫个人魅力。 那些幸运的合作者，无一不是狠有成就了，世界一流了，还是连一句整话也说不全。 中国古诗里有“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那还只是传说。 这便是“一声MJ，双泪落君前”的真人版了。 面对这，我就开始像修罗一样的“没用”了。
MJ的伟大谦逊震撼了我。 MJ讲解对细节的感受的时候，那声音如来自天外。 MJ的声音本身就是天籁。 我无法不动容。
MJ唱得入戏了，high了。 结束后，MJ却说，你们不要让我全力，我只是为我的嗓子热身，我要把最好的嗓子留给演唱会。 弄得我既想听到MJ全力，又不想听到MJ全力，就这样的爱惜不尽。
MJ的伟大认真震撼了我。 每一个ending都做得那么的饱满，毕竟是走台啊，连不是彩排。 MJ的收势动作就这么定格着，地球也没有理由不为之停止转动。
MJ的王者之气震撼了我。 任何code都要由MJ亲自发出，然后，天地惊，鬼神泣。 当MJ说，“我会给一个code的”，我的心顿时抽紧，好像随之而来的是地震和海啸。
我对MJ的两个女合作者（一个吉他手，一个和声）既艳羡，又怜悯。 因为有时候，MJ和她们的距离不到10公分！ MJ甚至用手去touch她们。 这样的时候，还能在舞台上企稳的就都是“女强人”，能同时把音弹准或唱准的绝对是“女超人”了。
还有那个选秀的场景。 太令人窒息了。 MJ说yes或者no，同样可以使人昏厥。 但即便两种选择都是去死，也要把自己最好的跳给MJ看啊。 这就是爱了。
我太理解那个提前崩溃而蹲下的女孩了。 因为那一刻，我也崩溃了。
我太羡慕那些入围的合作者了。 他们竟然天天可以看MJ的现场版演唱，还可以手拉着手和MJ站成同一个圆圈，真是想想都会疯掉。
这甚至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因为我竟然没有跟MJ在一起过。 这让我想起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大卫·高柏菲尔》里说过的： “我还从来没有跟任何伟大的人做过任何伟大的事情啊。” That is it.
一想到MJ已经去了天国，我们真的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于是，我再次泪流满面。
周立波好样的
周立波好样的。 虎年春晚总导演一行三人在申城泡了四个小时的蘑菇以后，终于空手而归。 未几，周立波向当地媒体宣布，今年，他将在上海家里吃年夜饭。
央视此次可谓用心险恶，竟然出了个让周立波和郭德纲PK的馊主意。 很明显，这是要进一步剿灭相声，连带坑害刚起步的“海派清口”。 我必须指出，更见不得人的，很可能就是利用网络上的经久不息的南北地域文化之争的不良氛围，来拉动收视率。 而且可以想见，在导演的精心安排下，南派文化必然稍处下风。 央视能让巩汉林装十几年的“B”，就是佐证。
一句话，央视办春晚，从来不从文化角度着想，他们只是想逗乐子而已。 正因为如此，周立波说：“娱乐和艺术是有区分的。更何况我不希望做很表层的所谓PK。”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说一说，相声是怎么走向衰落的。 到了今天，圈内几乎有了共识了，那就是电视害的。 即便是通过电视得到过极大好处的姜昆先生也不得不说这么一句：“成也电视，败也电视”。
国际权威调查早就证明，看电视的人平均只有7分32秒的耐心。 更何况，电视是要插播广告的，电视至今靠广告养活着。
为了迁就电视，排球、羽毛球都相继不再坚持发球得分制，而改成每球得分制了。 乒乓球也改11分制了。 连网球女双决胜局也改成“抢十”了。 而一段完整的相声，最起码也要25分钟。 怎么办？砍呗。 率先举起大刀并狠狠落下的就是央视的春晚。
而且，在侯宝林大师的影响下，相声一度坚持了以说为主的优良传统。 也是央视春晚的导演们首先觉得光说不够火爆，于是动手来改。 怎么改？洒狗血呗。 于是，加动作，加道具，加布景，小品就是这么在相声的血泊中站起来的。
发展到后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大过年的，小品演员开始当着全国人民的面，相互往脸上吐唾沫星子了！ 我一直纳闷这样的片段怎么会通过“三堂会审”的。
最近看海外红学文章，终于找到了出处。 原来满清八旗王府有规定，家中小辈犯了错，未必一定由长辈亲自教训，经常是由老家人来代为执行。 其中最常用的一条便是：“替我啐他！” 于是老奴才便往小贝勒爷脸上吐唾沫星子，以示惩罚。
后来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也许因此京城里的人是司空见惯了的。 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精华乎？糟粕乎？
这样的一来二去，小品是火了，相声却衰落了。 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郭德纲，还了相声的本来面貌：以说为主，以剧场为主，至少半小时以上，坚持针砭时弊不动摇。 就因为这样，郭德纲上不了春晚。
现在，央视春晚忽然要他跟周立波PK了，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万幸的是，周立波头脑清醒，坚守了艺术家的底线。 请看他如是说： “请我上春晚，是非常看重我。但是感动并不代表可以动摇原则。” “不是什么名都可以出的，正如不是什么钱都可以赚的。” 这正是包括成龙、刘德华在内的大多数娱乐明星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我相信，郭德纲他们也未必请得动。
我越来越觉得，春晚是一个最大的怪胎。 十三亿人，一年365天竟然只有二三十个所谓精品节目。 就好比，偌大一个中华大花园，一年到头，只有二三十朵花，你想告诉世界，这是文艺的春天呢，还是文艺的冬天？ 就这二三十朵花，还要煞有介事关起门来反复蹂躏数月之久。 浪费了人力物力精力不说，这样磨，怎么也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啊。
所谓“十年磨一戏”，那是应该在剧场里边演边改，在观众面前一场一场地磨的啊。 以前梅兰芳、严凤英等大艺术家都是这么磨戏的。
说到底，这就是“唯我独尊”的皇权思想在作祟，腐朽得狠。 你想出名么，你想走穴赚大钱么，你就得来投靠我。 你港台不是明星多么，我把门开一道缝，每年法外施恩地放几个进来，让你们在门外去抵死互相残杀。
这一切，都是对文化事业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所以，周立波不去趟浑水，实在太好了。
周立波在接受采访时还说，“不是每一滴水都有必要融入大海的。我就是那滴在黄浦江荡漾的水滴。” 窃以为，这个道理不但适用于他的海派清口，也适合于各种具有浓厚地方特点的艺术门类。
在被过度强调了的普通话面前，在央视春晚这个狭小到让人窒息的舞台上，繁花似锦的各种地方艺术注定无法被公允地对待。 连国剧京戏也只能唱短到不能再短的几句。
因此，我们完全不必趋之若鹜，各个地方在自得其乐（因为别人听了可能乐不起来）的基础上，精心继承和培育自己的艺术样式可也。 这才叫做“百花齐放”。
10.11.2009 这一切，都太中国了
昨天，在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小文章，觉得有点意思，准备回家后从电子版上下载并转贴。
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你看，我们法国人也打牌的》。 根据署名“作者：jiayin82”猜测，也许是个80后吧。 文章很短，不到150个字，而且笔调也还算平和的。 全文抄录如下：
每天坐地铁，都能看到巴黎的地铁里，几乎四分之三的人在读书。 一次逛卢森堡公园，只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读书，忍不住和朋友感慨，这要是在中国，所有的人一定都是在打牌。 他还宽慰我说他们法国人也玩牌的。 正说着，转过一个弯儿，远远看见一帮人正在打牌。 他便指着说，你看，我们法国人也打牌的。 走近一看，天，一帮中国人，在宁静的公园里，高声讲着中文、甩着牌张……
这样的文章又能怎么样呢？ 用古人的话来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此而已。 没想到居然还能惹急一些人。 我在从电子版上复制此文的时候，就看到了下面不少有趣的留言。
一位署名“zxj903”的网友留言道：
别太装了，《南方周末》，你以为真的是在教化国民？你只是充当西方文化的鹰犬在同化国民。
我不得不说，这位爷是嫌世人太不了解我们国人。 于是他跳出来宣告：除了高声说话的丑陋之外，还有一发急就骂人的丑陋。 骂了一句，他还嫌不过瘾，于是再留一段：
打牌有什么，想打就打，法国人不干我们就不能干？ 自卑到了极点，这才是民族的悲哀。 以为看报的民族就比打牌的民族高贵，以为我们什么也不能干只要跟着别人学就行了。 这样的人占领我舆论也……
我赶紧回头看原文，人家作者也没说不让打牌啊，也没说要学法国人啊，更没说孰贵孰贱啊。 人家只是客观地叙述了这么一个事实，这位爷居然立即就杜撰出一大堆“屎盆子”，而且拼命往自己头上扣。 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对待世界上的各种不同声音就是这副尊容，那才应了这位爷的忏语：
自卑到了极点，这才是民族的悲哀。
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狗急跳墙，我们不仅在网上可以见到，在其他主流媒体也可以见到，比如动不动要人道歉之类的，连央视也不例外。
接着讲留言的情况。 在某人的气急败坏之后，终于有人来说实话了。 这是一位署名“vivealex”的留言：
关于公共场合大声讲话，这一点我们是很成问题，包括卫生习惯等等。 中国人一起出去玩，开心了一不留神就声音大了。 法国人讲话声音一向很小，地铁上两个人讲话邻座的完全听不清，所以大声讲话很扎眼。 来了之后也确实适应了一段时间。 仓廪足而知礼仪，我觉得很明显。
但是，我们不愧是辩证法学得最好的民族。 光讲别人的优点，就不全面了嘛！多少也得补充一点不足，好让别人改正嘛。 于是这一位又接着往下写：
巴黎人口构成复杂，每天坐地铁的很多都是没钱的人，挤得抢的有时候跟上海差不多。 巴黎有十几条地铁线，地铁司机经常要在喇叭里面喊话才能让人把车门放开。 地铁公司查票的通常跟警察一起，不然容易被逃票的人袭击。 我基本上坐三次地铁就有一次遇到人要跟着我身后，趁着我刷卡的时间差逃票。 一些贫富差距较小的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会好些。 具体讲，里尔有两条地铁线，雷恩只有一条而且站点少，里尔人很少会挤着上车，但是雷恩就经常遇到拥堵就骂人推挤。 人不会简单的只有公共礼仪，大部分中国人还得想生存的事，我觉得呆在外面越久越能理解。
关于“生存”一事，我们不“呆在外面”的人就不便多说。 我们只能以常识来推测，能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的国内父母，大概不需要像数以千万计的国内民工那样想生存的问题吧？ 果然，言多必失。这位留言者忍不住又留了一段话，便露出了马脚。
我在法国有个感觉，就是跟（当地）同学一起玩会觉得没意思。 我们习惯了打打牌聊聊天，围一桌吃吃饭聊聊天，下个棋聊聊天。 换做是一群人扎成一堆，拿杯饮料就觉得没意思了。 大家确实是有文化差异的。 我们中国人聚会的时候叫法国同学一起玩，他们也愿意玩牌。 但是打牌大家规矩都不一样，最后还是找了筹码一套东西，打德克萨斯扑克，大家就都合适了，也玩得挺开心。 我觉得，就是一个差异，打牌又不是没文化。 大家娱乐方式不一样，总有个偏好。
首先，他透露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留学生在外虽然辛苦，还是有很多时间需要打发，不需要每时每刻都“想生存”的。 其次，我倒觉得法国人“想生存”想得更猛些，因为他们空下来就读书啊。 我国不是有句名言，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么？！ 于是，我就弄不懂了：肯定听说过这句名言的、有着沉重的“想生存”压力的、充满孝心想为父母省点钱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反而没想到“读书”这一最简单的生存之道呢？！
还有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那就是，此人居然很有可能是在“大白天说瞎话”，仗着我们大多数国人没有“呆在外面”的经验，任意“编派”法国人。 看了他的留言，作者（jiayin82）终于忍不住了，他如此请教这位留言者：
上帝啊！我们生活居住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城市啊！ 你说的情况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逃票的是有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 挤的时候也是有的，然而未必有上海的地铁，成都重庆的公交那样的状况。 而且我也从未遇到过司机喊话才能让人把门放开的事情。 至于查票的工作人员常需要警察“保护”，我真是孤陋寡闻得紧，不仅没有碰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过，呵呵。
或许我真的是太幸运了罢，也或许正如朋友说的，我和巴黎的“磁场”太切合，我在这里学习、生活、行走，很充实很幸福。 我遇到过困顿和迷茫，但更多更多的则是幸运，很多我遇到的事情说出来常常会让旁人咋舌，感叹我何以有这样好的运气。
对于我而言，所有对巴黎的描述里面，最贴切的就是海明威的这句妙语了：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lived in Paris as a young man, then wherever you g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t stays with you, for Paris is a moveable feast.” （如果你有足够的幸运，年轻时曾巴黎生活过的话，那么无论将来你在哪里度过你剩下的人生，巴黎将永远与你相伴，因为它是流动的盛宴） Merci et bonne chance!:)
说实话，作者的心态真是好极了。我喜欢。 他一定如木心老先生所说，长着一只“情郎的眼”，很容易发现世间美好。
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他的说法。 但在情绪上，我们不能太过，“过犹不及”是古训啊。 果然有人（yarstar）出来“打圆场”。
实话说，真的蛮有那么回事的。 我现在在意大利读书。 早上的地铁看到的很多意大利人都拿着书或是报纸认真的看。 中国人在外，的确有点那个啥。 我们都是中国人。话也不能说过了。
至此，一场小小的网上纷争就这样消弥于无形。 如果一定要对此有所评论的话，我只好说： “这一切，都太中国了！”
这也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融入世界的原因之一。
09.11.2009 今日大雨
未时二刻，央视正直播杭州消防事。 只见荧屏上白昼如夜，人面几不可辨。狂风骤至，白雨跳珠。 转看自家窗外，亦黑云翻墨。 未几，申城亦风雨大作。 端的是，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一时竟废然听雨，心思停摆，若在梦中，又无物入梦。 口占四句，为录出。
杭城湿了湿申城， 东海倒悬敖广吟。 枯坐书空待夜至， 禅心无觅觅诗心。
08.11.2009 三谈“睡衣上街”
人们议论“睡衣上街”，是因为它有碍观瞻。 这其实是从社会学角度看问题，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具有起码的责任心。 既然如此，没有责任心或故意不讲责任心的，你就对他毫无办法。 “我穿衣服干吗还要扯上什么责任心呢？”一句话就能让你cornered。
那我们就试图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敢肯定，事到如今，恐怕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不知道“睡衣上街”不合适才“睡衣上街”的了。 原来问题在于，什么才是合适的呢？
我们大多数人从贫穷走来。 而且走出因贫穷而窘迫的时间还狠狠不长，才二十余年。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30年前，多数上海人不知胸罩为何物，知道了也买不起。 大热天，成年妇女大多都真空上街。 今天我再透露一个事实：30年前，江南一带农村的不少老年妇女热天在家根本不着上衣，“上空”做家务。 只有喂猪例外。 因猪圈在屋外较远处，怕碰到熟人一时躲避不及，才将一块围裙上移，于肋下草草系于背后，连不系下摆，任由围裙“荡法荡法”。 而且，当年所谓老年妇女云云，也不过四五十岁。 相比“真空”和“上空”，“睡衣上街”是何等的文明！
主要是因为贫穷所迫吧，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衣服从来只分为两种：居家的与“出客”的。 再穷的人家也要置办一套乃至两套“出客”的衣服，面子要紧。 旧上海一直有“黄梅天半夜烫长衫”的戏话。 说的就是某人只有一套“出客”衣裳，当天洗了来不及干，只好漏夜熨烫。
更甚的玩笑叫做“不怕天火烧，就怕阵头雨”。 说的是穷得家无长物，即便失火烧光，实际损失也不大； 但仅有的积蓄全用来置办了一套“出客”的衣裳，所以一场阵头雨更可能让所有家产都“打了水漂”。
等到经济条件稍宽裕，自我意识也有点将醒未醒之间的时候，人们就不断自问：这弄堂口倒个痰盂，烟纸店买包香烟，总不能算“出客”吧？ 不是“出客”，便是居家——于是“睡衣上街”。
所以，窃以为，重要的在于改变观念。
尤其首先要打破 “出客第一”的陈腐穿衣观念。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多数中国人的穿衣逻辑依然是： 新衣先“出客”，上班穿次之，健身穿再次之，做寻常家务穿再再次之，大扫除装修穿再再再次之，做拖把抹布再再再再次之…… 这本来也没有错。 问题是，当自己的衣橱里没穿过的、只穿过一次或几次的衣服堆积如山的时候，这样的穿衣逻辑就显得极其荒谬了。 整个一个忙闲不均，偏心眼儿，有的被打入冷宫，有的被过度蹂躏，你于心何忍？
造成这种错位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社会发展速度太快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实在是难以跟上。 魏文帝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 宋钱穆夫语云：“三世仕宦，才晓得著衣喫饭。”
我觉得，现在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告诉自己： 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同样重要，同样应该“人要衣装”。 所以有条件的，可以分别购置“出客”装，上班装，居家休闲装，旅行装，健身装，临睡时才换上的睡衣，甚至厨务装。 居家妇女很可能呆在厨房的时间最长，随便穿穿岂不太委屈了自己。
别说浪费，衣橱里某一类衣装多到积压才是真正的浪费。 另外，只要穿错了场合，就都不合适。 我看很多女子穿着类似小晚礼服的裙装上班，这跟“睡衣上街”岂不是一样丢脸！
那些“睡衣上街”族只要换上居家休闲服，小区附近走走还是没有大碍的。 当然，要注意居家服不要太具装饰性，否则又会被误认为睡衣的。 就像央视的新闻主持人，出镜服多装饰性，乍一看去，还以为是五星级宾馆拉门的呢。
剩下来的就是心理问题了。 比较大的误区有三：
曰：“太麻烦，懒得换”。 答：现在不是流行“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么？换衣正是对自己的爱惜不已呀。
曰：“反正家里没人看见”。 答：“那又为何不干脆脱光，或故意穿反、或故意系错扣子呢？”尊严也需要时时维护啊。
曰：“有谁在乎你”。 答：“情人眼里出西施”。原意为：只要是情人，看出去不是西施，也胜似西施。 反过来理解，只要认定自己是西施，看我的人，不是情人，也胜似情人啊！
谁不希望活在赞美的包围中呢。 谁不希望为美的生活增添自己的一份美呢。
07.11.2009 淘书小记
昨晚，蓉儿牵头，莘庄探梅五友聚餐，地点选在二马路，紧贴二号线。 我早到了，便在四马路以淘书来kill time。
如今淘书的乐趣是越来越少了，想花钱也花不出去。 今年最大的两次购书，一次在台北，20来本；一次在京城，十多本。
大多数书店的布局我先就不喜欢，尤其是上海书城系统的。 一进门，扑面而来的必是所谓成功人士，从奥巴马到马化腾。 然后一边是各类成功秘笈，怎么管大公司，怎么炒股，怎么玩弄阴谋诡计。 另一边则是怎么不生病，怎么煲汤之类。 千店一面，稍有不同的就数季风了。
所以我跑的最多的是季风。 不久前听说陕西路地铁站的季风要拆，吃惊不小。 网上有贴云：如果没有季风书店，上海将沦为三流城市。 话虽刻薄，却也不无道理。 最近又听说，可以暂时保全了，真是阿弥陀佛。
昨天完全是为了kill time，才又进了一次上海书城。 无论如何，那些席地而坐的读者依然令我感动，没有他们，书店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遂想起1980年代初，舆论呼吁书店恢复文革前的传统，允许读者随意翻书看书的事儿来。 好像还经过了一番周折呢，才终于恢复了。 从此，我有好多个厂休日的下午是在书店席地看书度过的。
我在书店的销售排行榜前小站了一会儿。 那排序狠有点意思——不管它是真实统计的结果还是书店摆布的结果。 第一名是《朱镕基答记者问》，第二名就是“不生病的XX”系列，第三名是一本菜谱。 第四名是张奶奶的《小团圆》，第五名是马云的传记，第八名是杜月笙的传记，还有几本的书名已不记，好像有两本是翻译的外国小册子。
请允许我以管窥豹，穿凿附会一下下。 莫非这年头，人们脑子里惦记着的，要么作大官，要么作巨商，要么干脆当大坏蛋？ 实在都没戏，便退而独善其身，保健养生之余，关心关心别人的八卦？ 一笑。
我后来还是在搬到对马路的上海旧书店里有了一些斩获。 李陀和北岛合编的《七十年代》。因为看过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所以想追看前十年的。 余英时、周策纵、周汝昌合编的《四海红楼》上下册。三月份在台北买过两本海外学者的红学小册子，发觉他们的视角狠不一样。 还有一本北岛的随笔《蓝房子》。 心里还是小有满足的。
PS：昨晚到家后，便迫不及待地翻开《四海红楼》，果然好看！ 推理周密，言辞犀利，旁征博引，诗雾腾腾！ 今天又耗进去整整一个下午，看赵冈与余英时、宋淇如何大战三百回合。
06.11.2009 再谈“睡衣上街”
“睡衣上街”，无论如何是一种悲剧。 尤其发生在1930年代就被世人目为“东方夜巴黎”的上海。
但细究起来，它的出现又有它的必然性。 博客不是论文，我只讲一点主要的个人心得。 那就是，当代中国没有了上流社会，没有了贵族。 工作态度上，我们可以拿雷锋来做榜样，但在生活方式上，我们的榜样又在哪里？
当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欧洲的先驱英国是保留了君主的。 巧得很，亚洲的先驱日本也保留了天皇。 而我们效法的是更为激烈的法国七月革命模式和更为彻底的俄国十月革命模式。
“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后，就打响了摧毁上流社会的第一枪。 挣脱它的思想束缚绝对有进步意义，但大可不必否定全部的传统生活方式。
1949年无疑是更彻底的。 所谓“推翻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云云，即外国的、皇帝的、资本家的东西统统都不要。 从政治上推翻他们的统治，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是一定要把生活方式也一股脑儿地全部否定呢?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便是文革，“彻底砸烂”真的很彻底。 满大街只有黑、蓝、绿三种颜色，连男装女装的区别也几乎消失殆尽。
漫山遍野的香花毒草都被烧得一干二净，但春天还要来。 总得长点什么吧，于是就长出了“睡衣上街”来。
作为中国当代时尚最后的前沿，上海滩上还有为数不多的“老克勒”在艰难地坚守着原来的生活方式，试图传播火种。 而放眼全国其他大城市，虽然没有都上演“睡衣上街”，但因为没有上流社会，没有贵族是一样的，那里的风景依然惨淡，如果不是更惨淡的话。
文革刚结束那阵子也还太远，就说说本世纪的事儿吧。 2003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服装设计协会的理事会议，其间走访了一些朋友。 在那些四房两厅的干休所大HOUSE里，革命了一辈子的局长厅长们竟然穿着印有广告的老头衫来与我握手。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这样就上街。 都21世纪了，他们的家人也不替他们买些家居服并说服他们穿上。
很多高级官员，以及极富盛名的商界大鳄，依然喜欢在西装和衬衫之间穿毛衣，有的甚至把领带荡在毛衣之外。
与此相对应的，是胡同里的“膀爷”比比皆是，连最会胡侃的“的哥”也经常在热天敞开上衣坦胸露腹地开车。
都不怪他们。 因为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和上海的“睡衣族”一样，也是长期没有榜样可师法的。 可悲的是，几乎可以肯定，现在依然还远远不具备出贵族、形成上流社会的条件。 怎么办？那就只有继续“睡衣上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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